实盘杠杆我把电灯泡放进剪了口子的蚊帐里

与书，共品生活中的每一寸时光

文/汪淑萍

父亲不识字，却在红炉房做着考勤的活儿。曹师傅头上有根扁担，彭师傅的彭字飘着三撇，贺师傅的贺字下长着两只脚……父亲像辨认荒地里的野菜，认真地辨认考勤本上职工的名与姓。“没文化难，你们要多读书。砸锅卖铁，我和你妈也供！”父亲的语气像飞溅的铁屑，铿锵地混着铁锤砸向砧板，锤音在室内下划出一根根看不见的弧线，震得我耳膜生疼。

老天作美，在我和妹妹下河捡柴的路上，意外地在粮食局门口捡到雨果的《笑面人》《巴黎圣母院》，还有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，莫泊桑的《人生》。雨果的名好记——雨果，雨中的果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读这些书只能悄悄地。我在全家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下读；在用两节电池、细铜线加手电筒灯泡做的照明灯下读；在用穿成串的、燃烧着的蓖麻籽的微弱光亮下读……有次读得专心，蓖麻籽的火星子溅到头发上，并烧出一股奇怪的味。

我惊喜作家让文字生出魔法，让我哭，让我笑；我惊喜作家将单个的汉字、词组与句子幻化成萤火虫，只要翻开书页，它们全都会扇动美丽的翅膀并发着光向我扑面飞来。

小学时，周丽娅老师奖励我的斑马书签是记忆里第一枚文学勋章。书签上那黑白的条纹像琴键，轻轻一抚，好像就能听见《巴黎圣母院》的管风琴和吉卜赛女人的歌唱。

1971年的某一天，在涪陵五中上学的我，忽然弃学去北门口粮店打零工筛石灰。我的班主任是教物理课的秦中航老师，他见我好几天没上学了便来家访。看到我被石灰烧了一个洞的脚板儿，他心疼地说：“饭是要吃的，书是要读的。光着脚，怎能站在石灰里干活儿？”老师的声音像父亲打铁的锤声，声声敲在我妈的心里。为这事，我妈很是愧疚。

返校读书不久，我获得了涪陵五中发给我的一张学习积极分子的奖状，我保存至今。

1972年，我下乡插队落户。在每天只有一毛六分钱收入的日子里，我咬着牙，在公社邮递员那里订了《解放军文艺》。夜里读书蚊子咬，我把电灯泡放进剪了口子的蚊帐里。夏夜昏暗的灯光下，蚊帐里冷静的文字与帐外疯狂的蚊群组成一个特不和谐的场景：帐内，我为主人翁的命运感到揪心疼痛；帐外，蚊群嗡嗡、嗡嗡，欢天喜地。

1977年我师范毕业了。暑假里，我开始教父亲认识各种报刊和报刊主人的名字——退休后的父亲经人介绍，有了份在南门山商业局看大门的新活儿。在门房，我和父亲一起欣赏《水浒》《十五惯》《三国演义》的精彩片段，当然是我读他听。一次读剧本《窦娥冤》，忽然，父亲用粗糙的手指点着桌子说：“那六月的飞雪，比我打铁的火星子还烫人。”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感觉父亲不是文盲是哲人。

秋季很快就开学了，我也很快坐船到李渡正式任教去了。

万万没想到，我的父亲和母亲竟然拆开他们已打好的寿材，给我和妹妹各改了一个中橱外，还特地给我做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书架。

从此，我对书架和书架上的书有了别样的认识和情感。它们是父母对我的殷切希望，是我蓄势待发的时空转换器：但丁的《神曲》在等我去探访；伍尔夫的《灯塔》为我的迷茫而照明方向；庄子梦中的蝴蝶正掠过学校的黄葛树和桂花树，飞到我的生活里……阅读，已逝的伟大作家在心里瞬间复活；阅读，单调的日子变得有情有趣有诗意。

涪陵三中那时没有自来水，我们每天的生活用水靠白矾澄清的田角水和池塘囤积的浑浊的水；在看电视须花两分钱、柴火也要分堆、坐席也要把菜饭分到各自碗里的日子里，我觉得没有比读《基督山伯爵》《十字军骑士》《斯巴达克斯》更有趣更富有的事情了。那时的我，已把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当成是我的精神导师。每天，睁眼就是波兰作家显克维支的《十字军骑士》、闭眼就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《斯巴达克斯》和托尔斯泰七次修改而成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伟大的作者与经典作品，竟直接迷惑了我这颗不安而驿动的心——那天鬼使神差，我在还书的登记卡上多盖了三个印章——借出来的三本书，从此再也没让它们回到本应归去的图书室。

2019年6月中旬，“高79级学生毕业40周年庆典活动”在原学校举行。那天，我在学生们的簇拥下，颤抖地手捧我的中短篇小说集《万水楼》、长篇小说《樱桃街》《杨柳巷》，既羞愧又激动地将我的书敬献给学校图书室——我很想说，这些年，我一直与书共饮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光。但我却说不出口。

如今，我虽居住于闹市，但我仍怀念年少时捡书、下乡在蚊帐里读书、迷书时“窃”书、工作中教书、退休后写书的多重情感体验。

如今，我常去观音桥的“嘉陵书院”和“远东书城”，每每被书架上那些经典作品感动的时候，我总想起父母没有文化的窘态、想起蓖麻籽的火星爆裂在头发中的焦糊味和弃学打工被石灰灼伤脚、中小学老师给予我的期望和父母用他们的寿材给我做书架的往事……蓦然发现，与读书相关的点点滴滴，全都是我书写人生的胎记。

作者简介：汪淑萍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